12月10日，在惠州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高峰論壇上，廣東省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深圳大學等單位面向社會聯合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指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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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被賦予了探索區域協同發展新模式、深化內地與港澳全面合作、共同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歷史重任。
然而，大灣區區域協同發展仍然面臨不同制度、不同關稅、不同法律之間對接帶來的巨大挑戰，市場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仍然存在，區域內部包容性、協同性有待加強。
本指數基于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物聯網與智慧城市”專項“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綜合決策和協同服務研究與示范”項目以及中國科學院學部咨詢評議項目“粵港澳區域聯動機制與優化對策”的研究成果，由廣東省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會同深圳大學等多家機構聯合發布。
指數藍皮書的發布，旨在為大灣區協同發展提供科學的數據參考，為大灣區突破制度障礙，邁向區域一體化發展提供新的路徑與范式！
理論框架
當前，全球化與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流空間”正在重塑全球城市區域的競爭格局與發展范式。
相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制度邊界對要素流動的影響更為復雜，區域邊界在阻礙要素流動與市場一體化的同時，也成為區域治理的薄弱地帶。
因此，本指數從流空間網絡關系與區域邊界效應的綜合視角構建大灣區城市群協同測度的理論分析框架。
理論框架圖
指標算法
從產業協同創新、服務協同共享、資源協同配置、環境協同治理、制度協同安排五個維度構建新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綜合測度的五維模型。在此基礎上，集成產業、服務、資源、環境、制度等領域空間大數據，最終以5個維度、4個層次、73項細分指標構成協同指數綜合測度指標體系。著重測度城市之間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的關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水平的智能化動態評估。
五維模型圖
指標體系圖
測度結果
產業協同創新
產業協同創新以廣深港三個城市為核心，形成廣深、深港、廣港三條產業協同發展帶，為廣深港澳科創走廊空間戰略的實施奠定了現實基礎。但東西走廊呈現不均衡不平衡的狀態，東岸廣深港走廊產業協同創新水平明顯高于西岸。
產業協同創新水平排序
服務協同共享
廣深、廣佛、深莞、穗莞、港深之間具有較強的服務協同共享水平，其中，交通出行服務的共享程度最高，其次是物流服務，香港、深圳和廣州在金融協同服務方面發揮重要的中心性作用。
服務協同共享水平排序
資源協同配置
資源協同配置主要集中于灣區東岸城市，廣深兩個城市的資源協同配置能力尤為突出，其次是佛山和東莞，灣區西岸城市的資源協同配置能力有待提升。
資源協同配置水平排序
環境協同治理
環境污染具有明顯的邊界效應，邊界區域成為環境污染治理的薄弱環節。目前環境協同治理局限于“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內部，都市圈與都市圈之間、港澳與內地之間的跨境協同治理仍有待提升。
環境協同治理水平排序
制度協同安排
城市之間制度協同安排主要發生在廣佛、深莞、深惠、港深、廣深和澳珠之間。地理鄰近城市之間呈現更加緊密的雙邊合作關系，三邊合作關系則更多受到國家戰略和都市圈戰略的驅動。
制度協同安排水平排序
五個維度聚合表征
中心性
深圳、廣州：憑借其在服務協同共享、產業協同創新、資源協同配置領域的輻射力成為影響大灣區協同發展的核心樞紐。
東莞、佛山：發揮第二梯隊的核心作用。
香港、澳門：受跨境邊界的影響，協同能力受到較大限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超級聯系人的角色尚未完全發揮。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能力排序
網絡結構
協同關系網絡整體呈現東岸強、西岸弱的特征。
相較于固化的“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的傳統認知，深圳、廣州的協同影響力超越都市圈邊界，呈現相互滲透的空間網絡關系。
深佛、深珠以及東西岸之間，正在結成跨越都市圈的緊密協同關系。
這種空間關系的重塑將對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網絡特征
協同發展水平排序
（省科學院地理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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